零零总总忆父亲（后记）
父亲李玉福，字纯武，生于1902年10月11日，卒于1991年6月1日，去世至今已22年了！我们一静下来，脑海里便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他平生的一些事迹也历历如在目前。
据说，我们祖上李耀庚是“湖广填四川”到来天宫院然后进的城。祖上很能干，是个手艺人。他会木匠、绘画雕塑，并承包这方面的工程。他的艺术，曾受川北盐运使缪伦的首肯，曾送给他一道“丹青至老”的大红匾。听说他在达县承包了一座王爷庙后，在城里的“东官村”，也就是现在的“大步坎街”买下了穆姓的一座宅子。还听说，锦屏山吕祖殿侧的灵官菩萨就是他塑造的。祖爷是个私塾秀才，在达县教过英国人盖建督们学习中文，很少回家。爷爷李焕章，号李兴远，是个丝行户。他名下子女多：三男四女。最小的幺叔与我大姐是同龄人，还吃过我母亲的奶呢！爷爷去世前只完成了父亲和大姑妈的婚事，偌大一家人的重担，就落到了父亲的肩上！
父亲为人坦率，敢于承担，是一个极端负责任的人！他性格坚韧，不苟言笑。一生只喝一点小酒，烟牌不沾，余无嗜好。
民国29年，也就是我三姐出生的那年，父亲在祖上留下的三间房的基础上修成了一个四合院，以后又修两间砖石房。他还赎回了婆婆娘家当出去的机房街一处房产。以后又在当时商业最旺的下新街修了一座“走马转角楼”上楼下地板的院子。在乡下买了田地后还在当地修了一座庄园，土改时，没收分给了农民。
父亲是个生意人。私塾读完了“八本大字”，15岁就到机房街青家“鸿茂长”字号当学徒。“鸿茂长”是个有名大字号、老字号，除了鸦片生意什么都做，特别是丝绸、药材、山货、粮食之类的生意。父亲精明好学，算账、记账、验货，总之商业上的一套“购、销、调、存”样样一学就会，而且，从未失过手。干了不到半年，挡获了已入库的以次充好的花椒、木耳，挽回了损失，令其他师兄弟汗颜！因此，他也特别受青家大掌柜赏识，刚一年就提升为管事。学了不满两年，因爷爷生病，家里离不开人，父亲就回家顶起爷爷的丝行户干起来！
后来爷爷生病逐渐淡出了生意，父亲很快进入角色。听婆婆说，他比爷爷强多了！当时，父亲很快学会了使用“电报”这一通讯工具，他还会自己译电文呢！
民国十七、十八年，日本用经济手段挤兑中国丝绸业。本国丝卖不出去，阆中丝绸业一片萧条，乡下小厂特别恼火。
凤鸣一家小丝厂，老板蒲茂汉无钱付茧子款，没钱付工人工资。工人闹事，要烧他房子，要与他拼命。他去丝行喊出比成本少三成的价格把丝顶出去，没人接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都快急疯了！恰好那时父亲的皮货、土布生意资金刚回笼。在蒲茂汉的苦苦哀求下，父亲按蒲茂汉提出的条件，将他的丝全部收下。蒲茂汉也答应以后他厂生产的丝非“李大哥”绝不出手！事隔半年，丝的销路开始松动，但行情仍十分低迷。父亲当时分析：刚松动，江浙一带的丝要出来冲击一下，价格起不来，等一等肯定起来！于是，父亲大胆又进了几担丝。过了不到半年，果然丝价一天一个价格往上涨。父亲将丝直接运往重庆出手，结果卖了一个最高的价位。父亲自然高兴，他在丝行的声望也一下提高了！当时丝行的杨子文、“孔麻子”死活要找父亲连杆杆。这就是后来蚕丝界有名的“孔、李、杨”三搭档。就连大厂的冯万奎、徐兴培在街上遇见了父亲，也要打招呼。
父亲在商界还开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先河——向蚕农贷款，扶持养蚕业。父亲在“合成银行”贷了款，向当时柏垭、凤鸣、裕华一带的蚕农放贷，约定茧子出来卖给就近乡下蒲茂汉的丝厂，蒲茂汉缫出来的丝由父亲收购。当时各大丝厂都不敢这样做，父亲作了，效果还不错！只有双柏树一位姓谢的老太婆没按时还贷款。解放后，家里划为工商业兼地主，父亲破了产。
1953年，我代父亲下乡去收款，谢老太婆千恩万谢，直说“李掌柜是个好人！当年帮了我大忙。”
处在历史大变革时期，他总是胸怀坦然，遇变不惊，为了孩子们他顽强地撑持下来！
父亲很能应对。身处逆境不气馁，泰然处之，把祸福转换得恰如其分！
解放后，父亲在公私合营商店当营业员。1958年大跃进，父亲下放到老观龙坪商业网点，离家很远，生活各方面都比城里艰苦。常人看，这样下放是一种“惩罚”，父亲却不以为然。一次母亲叫我到乡下去看他，晚上我们散步，父亲小声对我说：这年头，什么物资都奇缺。灯油食盐，针头麻线、牙膏肥皂、火柴鸡蛋……，不过这些物资都要通过我的手往下发放，药材、鸡蛋往上收购。有些物资有一定的损耗，只要勤进快销，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得到一点点实惠。父亲在乡下基本上没挨过肚子饿，而母亲却在59年因营养不良得水肿病去世了！
66年“文革”期间，父亲又受到冲击，被派到巴巴寺守火柴仓库。本来守火柴、仓库是派政治可靠的人去，但因为这个地方人迹稀少，生活不便。别人不愿去，就把父亲和另一个“四类分子”派去“改造”，父亲很快适应了环境。为了安全，还养了一只狗；又在空地上种点蔬菜，养几只鸡；早上打打太极拳，有空看看报纸。把一个别人不愿去的地方，搞得有声有色！
说起乡下的田地，父亲总觉得是个人歉疚的事情！我学医前到乡下网点看望父亲。我再三问他乡下田地的事，他告诉我：他在乡下买的田地在双龙蒙家湾。开初是别人借了钱没钱还，用田地抵的帐。后来蒙家湾另一家要卖田地，当地有个叫王平清的恶霸十分想买，因为那几块田地势好，收成高。因为王平清太霸道，别人死活不卖给他。
“手头有钱，不如有物。卖不完有货在，打不死有命在。别人又再三劝买，那些年生意特别好，手头宽裕就买了！”
租佃人叫王治文，年纪比父亲大十几岁，很能干，就教父亲怎样管理。在王治文的指点下，又修了供佃户居住的房子，由王治文代为管理。王治文家劳力好，种的多些。姓马的佃户劳力弱，种的少些。在当时，能做上这样的地、住上这样的房，是很令人羡慕的！土改时斗地主的会上，马家发言斗王平清，诉说王平清不准马家过水，拔他田里的秧子，割他的苕藤……。王治文发言说李家收租从没认过真，背些红苕，交些豌胡豆也行！斗争会本是要佃户斗父亲的，哪知憨厚老实的佃户斗起了王平清。后来王平清怕枪毙，自己在家里用鸟枪自杀了！工作队说他们没觉悟，斗成了“评功摆好”。事后，工作队问父亲“为啥成这个样子？”父亲回答：一直以生意为主，那些年票子贬值，没把田地当回事。佃户交多交少无所谓。在佃户们的说服下，工作队说父亲是个“开明地主”，后来免除了他实在交不起的200元罚款。
我又问过父亲：“临解放，幺爹写信回来叫把田地卖了，你为啥不卖？”父亲说，幺爹信来迟了！那是48年，田地卖不出去，没人要！由于父亲宽厚待人，土改后，王治文还偷偷来城看过他。告诉他：儿子在双龙当兽医，孙子参了军。姓马的在六、七十年代在城里做水果生意，还悄悄看过父亲！
父亲重视子女的学习，要求也很严格。大姐1928年生，虽是女孩，父亲仍送她读书。解放后，她参加了教育工作。她常说：“真感谢父亲送我读书。若没文化，我也无法参加工作。”大哥学习努力，成绩一惯好。父亲在生意场上受有权势的人欺凌，想培养长子从政，所以送他到李汉平处学书法。“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生有流浪到阆中的。父亲找了两个生活困难的学生住在我家，不收房租，条件是辅导大哥学英语。解放后，大哥以后上了“重大”，并留校任教；其余四姐弟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父亲虽只读过私塾，但他懂得中外历史。他经常给子女讲武则天、《三国演义》……。他也懂些中医，生了小病，自己开方治疗。
母亲生过六个子女，身体差，常年多病。土改时，母亲心疼父亲，还代替父亲去乡下挨批斗。母亲去世，父亲感到很内疚。他在母亲临终前许下诺言：母亲死后，绝不续弦。他是实践了自己诺言的！
父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也是对家庭极端负责任的人。
解放初，家里日常穿的、用的、睡的都没了！有些地主一蹶不振，甚至自杀。父亲为了一家生计，全力以赴，组织一家人自救，共渡难关！
大姐已出嫁住重庆；大哥在外读书；母亲和二姐到市场卖米，到东门口补衣服，扎袜底，到街上卖纸烟；家里养两头猪，我们几个小的到处收潲水、打猪草、拣柴火。父亲做小生意，卖点零烟叶，以后在东街卖土布，再发展到卖洋布（现在的布），直到公私合营。公私合营，父亲成了营业员，工资18元，以后涨成28元。他省吃简用，剩了很久的饭菜也舍不得倒掉！他常说，我不增加你们的负担，死后安埋费也不要您们承担！他去世时，还留下3000多元，由我们六个子女分配!
父亲，安息吧！
李清华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