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念大学的后三年，即59-61年，中国发生了全国规模的大饥荒，从小听老人谈起过丙子丁丑年久旱不雨川北发生大饥荒的惨状，各地方报也都记载过类似情形，中国这么大还尚从未听闻发生过因自然灾害而造成全国的饥荒，从我个人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情况知道这次是全国规模的大饥荒，它绝不是什么官方声称的三年自然灾害，而是地道的人为造成的大饥荒。把我所接触的饥荒真相告知后人，是撰写本录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59年灾害初到重大时，校长为使学生吃饱四处命人收来素菜，加上少量面块煮好后抬放食堂中央，为抢得一瓢而挤得男女同学满头满衣的汤汤水水，大家不约而同的感叹“难忘的一九五九”（因为当时正在演苏联最困难时的电影片“难忘的一九一九”）。很快校方连这个供应也难以维持，改为每间寝室按定量蒸一盆饭，拿回宿舍去切等份分食，这时又发生分饭时的修边挖墙角等争食一口饭的情况，每餐的菜既是水煮盐炒且每人只有一小匙，有条件的家人送来了盐当菜，条件较好的在盐中放点油炒了一下，或者在其中加了一点辣椒粉。有几位同学到民主湖内捞浮萍草用土电炉煮食，吃得满口深绿色，我也吃过用松树叶和饭巴及少量糠做成的代食品，吃后拉不出来，要用手指帮忙从肛门内往外挖，相当一部分师生都因饥饿而水肿，脚、脸像发胖了一样。为了争生存许多家庭夫妻父子失和，当时即令肚子饱了嘴也不饱，我在饭后去南岸的路上，居然把两斤多粮票吃光（主要是小面），60年春节我居然一次吃下45个大汤元而吃隔了食，我一生极耻辱的就是在成都电厂实习时身为队长的我，把厂方配给五位肿病同学的1.5斤白糖，还没有送到他们手上我就在领糖的路上吃光了（此事使我长久内疚）。61年春节在小龙坎车站，扒手扒去了30多斤粮票和半年来为女友准备的近十斤糖果票，我狼狈得那里也不能去，只能凭总务长开的条子每餐到食堂领一份饭，这些洋相在后人看来如“天方夜谈”的神话，可是千真万确而且描述不完。更有甚者我们亲自见到成都那么大的市郊经常有饿尸倒地，一位同级同学在乌鲁木齐湖梁电厂被活活胀死，他吃了三个人定量的大包子后尚觉不饱，又把自己已经泡胀的二斤黄豆吃光而亡，经法医检定他的胃已比正常扩大了5-7倍！其实最惨的还远不是这些大城市，而是农村，饿死的人数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的中国远不止这一个饥荒问题，同时一切物质均极度缺乏，火柴肥皂卫生纸这些小玩艺都不见了，吃饭的碗也没有，好几个人回家拿来祭祖的下面漏水的香炉做饭碗，当时我们一致幻想的是有朝一日让我们饭吃够也就心满意足了，连吃菜吃肉的幻想都不敢。悲观到了如此程度，哪有心思念书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家们还在高唱着中国要成为“明灯”，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其实受难最深最苦的是农村，那就不知饿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饥荒全国几乎瘫痪式的大病一场，从此一切食物定量，一切生活用品凭票，每个月每个人二两油、半斤肉、二斤面、二两糖、二两棉花、半斤盐、两包烟、二两酒、一年五尺布。凭结婚证明可以购到糖瓷的洗脸盆和床单……，车辆、房屋和商店均呈现破烂不堪，一幅百业凋闭毫无生气的样子，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之久！!上面那些可怜而又令人伤心的定量数字，形象而真实的记录和描述了苦难的历史，当今天写到此处之时我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导向的媒体舆论骗不了历史的见证人，即令它能暂时阻止人民的追究，却怎么也不能阻止人们去揭露其真相和原因。
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当然在农业方面，土地改革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随之而来的“统购统销”却剥夺了农民出售产品的自由，再加上由过高的估产量而定下的过大的统购数量与人为压低的粮食价格，其后果不止影响了生产积极性而且还影响到农民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后来才知道早在55年底不少农村就养不起猪而肉紧了，当母亲56年来信要我买肉罐头寄回阆中，当时我还莫名其妙不能“理解”。后来56年建“高级农业合作社”进一步限制农民的自由，58年搞人民公社让农民吃公共食堂、砸烂农户的小锅小灶，借口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农民搞副业，民农种地集体上下班，不顾农时需要，指挥农民毁树木炼钢铁……，这些毁灭性的措施实行得非常过火，灾难怎会不来呢？若只是农村出问题还不以足导致全面的萧条与一切物资的缺乏，一定是出了全国的全面性的政治灾难，我不能苛求自己去对它做出正确的解释，向后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我以为是在尽自己点滴的历史责任，自从1957年大鸣大放作为诱饵引蛇出洞，对不同的意见或政见以及它们的持有者，扣以右派分子的帽子实施政治和人身的严酷打击，镇压了中国各个阶层的一大批精英，其中包括现任总理朱镕基。其中极为典型的是把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最正确、最迫切需要的建议打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甚至以人口多，力气大好干活（毛泽东语）来反其道而行之，带来人口过渡膨胀多出几亿人口（即与实行计划生育相比较）的严重后果。57年的事件实质是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向独裁统治迈进的开端，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几乎近于成为现实。万马齐喑必然造成百业萧条。由于对高等学府的心灰意冷，61年8月毕业后我坚决不愿留校。一直坚持了半年即我损失了半年的工资在校候分（出去），但因困难年代到处也不要人，不得已才在当年的最后一天在重庆大学报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