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春风得意更值得一写的是我参加三反运动所得到的深刻教训，52年3月—52年6月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在长委会宜宾岷江工务所参加了“三反” （主要是反贪污运动），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政治运动，运动的本意无疑是深得千百万人心的，可是运动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失实与过头，却产生出了深刻的教训。被斗人交待的贪污数目已超过总投入经费的数倍了，还在穷追猛打，被逼自杀上吊一人，领导运动的机关和领导者，非但未检查自己，反而当众给自杀者扣上“背叛革命，自绝于人民”的帽子，实际上是以这种手法掩盖他们人命关天的罪过。我当时是打虎队的重要成员，当我出去外调（步行300多公里）时，领导人告诫我工头（实际是些农民）与贪污分子互相勾结的，要我攻破他们的“联盟”，我手持市委的介绍信，沿途政府各级无不严肃接待找来被调查者，由于“调查”方法不对（实际是施压），结果他们顺应我的意思写了检举材料并按上手印。可是就在人民法庭当庭对质时，法官宣布了他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说可以推翻以前的材料时，几个检举者当庭就哭了起来，我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在事后向法官陈述了我的调查过程，法官到表示理解（显然各单位类似情况极多），可是却气坏了我们单位的主持领导人，非但没有改错，反而声色俱厉的责任我“搞了几个月的运动难道就此罢休”，明确逼我要顶住，我已决心宁愿不当积极分子而承任调查的失误，当然立即就把我从人民陪审员的位子调到高场水文站去了。
事后我对这个事件进行了长久的反思，从领导的角度我感觉法院或共产党的监委应该与地当的市委，分属不同级别或不同垂直系统的党委领导才有可能起监督作用，否则就会像岷江工务所的三反运动，不但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反而会用加重对受害者的打击或把个别人调走等遮盖手法。另外我意识到政治运动可能会偏差到面目全非的惊人程度，我戒定自己今后遇此情况要小心而且要适时退出。这一点使我经历政治运动的一生受益巨大，使我少伤及别人并使自己免于深陷于不义从而也拯救和保护了自己，后来的连绵不断的一个更比一个凶，一个更比一个偏离得远的政治运动的经历，不仅印证了我得到的教训，而且也使我看清了它的根子，其思想根源完全出自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的论断，组织上的根源完全在于所谓一元化领导即一党专政。在这种体制之下根本不可能有权力的制约和真正的监督，只利于人治。搞政治运动的作法恰恰是不要法制搞人治而且成为全面摧残人权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