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中、后期，1970年夏天，我们全校师生被下放到四川渡口的铁道兵部队里，按军队的编制，由军人担任我们的班排连长，过准军事化的生活，主要任务是参加各种修铁路的体力劳动，时间长达10多个月，每天听哨音准点起床、出操念毛和林（那段时间林彪很走红）的语录，整理内务，被子折得四楞上线，出工、收工、吃饭就寝一切按军队规格，准时快速。1-2个月内还要搞一次拉练，有一次内容为夜行军的拉练，半夜里紧急集合，几分钟内就要穿好衣物打好背包，然后在山间夜行军数公里，中间还要疏散，回到营地时天都快亮了，不少的人拉垮了。我在炊事班还要身背行军锅，行军途中还要找木柴挖灶，完全是准军事演习，这些活动你若心存抵触则步步都如履深渊，但你若放松把它作为人生百味来品之，则又颇觉多滋多味，尽管出自不同的心态，人们还是勉强过来了，当然各人的表情和态度真是差别很大，多数人似乎还是处于前一种情况。
劳动的主项是为铁路砸碎石，开始时好多人手被磨破，更难受的是40℃烈日下的暴晒，连一般石工所用的那一小片档日光的小蓬也不许用，对臭老九真太苛刻了，不少人被晒昏、脱皮，但大多数人还是挺了过来。
我被分在炊事班当班长，另一个班长是原校长的小灶厨师，在渡口近一年的劳动生活中，给人印象很深的就是伙食吃得好（尤其是我们连队）。每人每月除2斤多肉和1-2斤带鱼供应之外，还有自己养的猪和自己种的菜，多的时候每人每月要吃上十多斤肉，这远远的超过了当时的重庆标准。此外更重要的是食品加工制作得好，当时铁道兵开展连队五好食堂的炊事班竞赛，二级厨师的左师傅大显本领，一次会餐时三个道地的川菜誉传全团，而当地铁道兵领导在得知并品尝了他的手艺之后，便不断地被“调”往部队上层去专作宴席。我也利用这一良机努力学习炊事技术，头天晚上我安排左师傅讲第二天要做的菜的课，包括原材料（哪种菜用猪身上哪个部位的肉）佐料、操作程序。及刀工火候……等，第二天准七点杀猪、烫猪下料，并由左先示范操作，中午四菜一汤准时出场。在这里我们一共学了二十多道菜，由于我是班长，不便分工自己去学切和炒，自己承担煮饭，发豆芽等力气活。但我毕竟用心的观摩，这些技术对后来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更没料到的是，后来我在美国探亲时，它还帮我去打工做川菜“厨师”。
在渡口劳动期间，还有一段最难忘的经历，那就是我的爱妻，带着一对小儿女（分别为五岁和三岁），不听我的劝阻，不远千里，利用大年初一火车不挤的时空，到部队来探亲团聚。当时家属来探的就很少，像她这样拖着年幼儿女远行的就更少了，这在当时有不少人对我羡慕，其实在当时我所处的环境下，更是对我心里的一种安慰和平衡。亲人们并不知道，正是在他们到来的时候，我在炊事班的处境已经十分微妙。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因工作出色而被评为了全团的“五好食堂”，我搞了许多新花样，如自己生黄、绿豆芽；工休时向工地送豆浆、送涝糟汤元；还有我在全连大会上的食谱和“热菜、热饭、热心肠”的洪亮保证，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炊事班内部就有人向连部打小报告，说我是个人英雄主义出风头。更关键的是出了一个“吃醋”的事件，指导员是连的头号首长，他是一个满嘴不离林彪语录的山西人，是铁道兵中突出政治的标兵，是他自己宣布剩下不多的醋（当地没有、是重庆带来的）留作春节期间相菜用。可就是在一次吃饺子时，他的口头马列露现了原形，自立又自破规矩，先是差勤务兵，后又自己亲自拿着碗到炊事班来要醋吃，而且还说离了醋饺子吃不下去……，当时在炊事班表面的一致下，由我出面拒绝了他，事后才知道我班担任养猪的另一个人却私下给他送去了一碗（食堂的）醋，并说山西人嘛好理解。我夫人来时正是炊事班受表彰，而我个人受冷落，处境十分尴尬难过的时候，发电报阻止他们来渡口也是这个原因。夫人走后不久，我就被调离炊事班到班组去当兵，而那位养猪的不仅成了炊事班长，而且返校后提升为部门的书记。其实一离开炊事班，我真正感到了轻松，一是避开了尴尬，二是劳动的时间和量都大为减轻了。炊事班起早摸黑每天要干15-16个小时，若不能准时做出饭菜责任很大，一天劳累之后半夜起来浇豆芽真要命，经常闹钟也闹不醒，醒了后又快起床了，一天到晚打呵欠，到连队当兵生活规律而节奏正常，真有来迟之感。写这些似乎像生活小事，可在当时环境下，你不是也得承认它，而且得认真的应付挑战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下放其实也就是改换了人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还是带着工资的，要如果连工资也取消那才是真的改变了生存条件，而环境又可解析为自然环境（个人很难改变它）、物质环境（金钱可以改变它）和人文环境。广义的讲伴随着人的一生环境条件每时每刻都在改变，而从小到老人的自身也每时每刻在变，所有这一切的变化对人生影响最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各人自己的思想意识。这是因为人的生活总是要由人自己去感受的，如果是人主动要求的环境改变，即令是恶化了，变坏了甚至有生存危机，人也会积极主动地去承受、适应甚至苦也感到甜。而被动的受迫改变效果会相反，甚至甜也会感到苦，而事实上任何的环境条件也都是既非天堂又非地狱的，那么人在其一生中必不可免地要碰上生存环境改变的情况，这时调整心态以适应环境，应付挑战速度的快慢是一个人生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过去我虽然没现在这么清楚，但下放过程中的一段积极人生，表明我还是具有这种能力。1995年在美国探亲时，澄玉和我主动要求改换环境，改换人在社会中所处的角色，到美国家庭去当家佣，体验美国家庭生活的况味，是我们调整心态之后的又一段积极有趣的人生。
人的物质生活是非常具体的，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确有优劣之分，但即令在相近或类似的生活条件下，因各人思想意识的差异其感受相差很大甚至相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令像人生价值和人生道路这类根本性问题，也因人的意识不同而会有不同的结论。最明显的例子是人为了某种信仰或目标（包括科学家、探险家、革命家甚至邪教徒等）他们自愿放弃或承受任何生活条件，那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表明人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他的人生观对其生活所起的决定性的影响，各种人生目标给人类社会带来丰富多彩的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这里我把各种人生目标规结为两种基本的人生观、即助人和损人两大类。助人型人生观以助人为乐，做有益于人（包括自己）的事，也就为世界增加了一分爱，而损人型则违背人不应该伤害他人的基本原则，它为世界增加一分恶，人的人生观是从小自有社会意识后（即从动物人进入社会人的角色之时）逐渐形成的。因此，不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在注意培养孩子科技知识和生存技能的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形成以助人为乐的人生观。尤其要教育他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社会所呈现的科技与犯罪同时发展的现象，说明只靠发展经济和科技、完善法规和法治依然是不够的，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从对人的思想意识的培养和改造的根本做起。
人的感觉除受意识的支配以外，它还要随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而改变，生理变化对感觉的影响是明显的：以饥肚吃馒头为例，吃第一个可能觉得香，第二个可能感觉爽，第三四个也不错。待到吃饱后若再吃则会感到撑或甚至厌恶，现在成都名小吃店内经常听到今不如昔的感叹，我想怕主要是“饥饿恶”在作怪了（倒不一定是质量下降）。良好的生活感受常出自健康的心理，假如你决心一试，身上不带一文钱，而到一个陌生环境内去求生存数日，你定会感到一文钱和普通食用品的宝贵，也更能体味到人间的冷暖，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知足常乐。如此说来，人的健康的心态也是需要培养的，而适当制造一些饥饿感（如知识饥饿、情趣饥饿等，正如距离和时间有时也是美一样）和困难，对培养健康心态十分有益，通过才智的发挥，战胜饥饿和困难才更感到生活的美和甜。助人为乐、知足常乐和自寻快乐是应该伴随人生全过程的，即令进入了弱势人群（即生活需他人帮助）我也要这样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