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大革命即指从1966年毛泽东发动到1976年他病死之期间，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今历史已经对它做出了判决，而有关它的资料国内外都很多，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中文图书馆内，甚至还看到了我们山城各派当年的各种传单和小报，在此想写一些自己在这个“触及灵魂”的运动中的跌宕经历和思绪的起伏。
作为被改造和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对狂风暴雨般到来的文革，初始时是发懵而恐慌，说是文化的革命，却又（通过媒体）强调“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砸烂一切封、资、修”（即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是时斗“死老虎”和砸文物之风席卷全国，家父即于此时在阆中城又一次被揪斗并挂上黑牌子游街，而清代川北盐运史赠我先祖的“丹青至老”的金色匾额也于此刻被砸。学校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群众之间互揭互烧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每天上班时，人人怀着恐惧的心情，首先抬头搜索有无写自己的大字报，日子最难过的是老教授，他们被斥之为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最集中，批斗也从他们开始。在文革这种所谓“触及灵魂”的特定的恶劣人文环境中，使我看了太多的，我所不愿看到的人性的扭曲的丑恶的一面，利用大字报、大批判和斗争会，公开的当众颠倒黑白、造谣中伤和打击伤害别人。我们教研室的一位老教授，在看了一对男女（以前把他当恩师和父亲）写的他的大字报后，当即迈不开脚步，勉强拖步回到家门口即一口鲜血吐于家内，而人却昏倒在门外，也不知他到底被吓坏还是被气坏！实在不愿再去回忆和记述那些扭曲的人生了，我这里只是一笔带过。
那段时间确实人人自危，惶惶终日，不知何时何地何事自己也会栽！写或念错一个字会立刻就地成为反革命，不少人自杀！当时只要允许你与多数人站或做在一起，就像吃了一颗稳心的丸子，在那种恐怖气氛下，到处抄家，我的岳父母虽是职员……一个较好的成分，吓得他已保存多年的结婚金戒子和圈子等以极低廉的价格处理了，我自己因恐惧而把一些日记和父母家人的照片痛心的毁去了，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很难想象恐怖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整个文革期中到没有专门写我的大字报，只是在一张大字报中点名提到了我，显然是一个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的干部写的。另一位天天和我在一块下围棋的人，向工作组写了揭发我的小字报（这是运动后他自己向我道歉说出的），据驻动力系工作组长后来交待，他曾命手下人收集我的材料，说我“虽言论不多，但句句都是硬头货”，以上是运动初期的状况。
后来不久，矛头就指向了校系二级领导，并飞快地指向了工作组自身，原来北京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首都已认定（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它把矛头错误的引向了群众，并逐渐明确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时一般群众才大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批判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之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崛起，省、市和中央各部委各级领导均遭揪斗，直到后来造反派在毛的支持下夺取了他们的权力，我也从过去亦步亦趋，观左派和领导的脸色、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的状态，逐步迸发了参加文化革命的积极性和热情。当时对毛泽东确实怀着崇敬而感激的心情，认真读他的书，并愿努力的跟着干，于是我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并投身到大批判及后来的各种活动中，也曾尾随那些由出身好的人带队的大串连活动，乘免费火车到北京并参加了在首都机场的毛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串连火车上的拥挤程度是很难想象的，不仅行李架上睡满了人，座位底下睡着人两座位间还站上了十多个人，虽呼吸困难但不敢开车窗，因为外面更多的人舍死忘生的想由车窗趴入车内。不过到了北京却因为是毛的客人而免费吃、住和乘车，这也是我首次来到首都，除到各部委去看大字报外，还到过天安门、故宫等处观光，因而颇觉新鲜而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