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饿之后，国力濒于破产、物资极度困乏，人们在仅能维生的最低条件下生活，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政治运动才暂息了三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年(1962-1964)恢复调整期，利用这一间隙，我抓紧完成了成家立业两方面的事情。
首先我抓紧自己的婚姻大事，为了快而好地达到目的，我采取了类似考大学时的突击做法，动员委托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帮我介绍女友，开始时介绍的不多，后来越来越多，但是我愿意见面的，也是唯一见面的，也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曾澄玉一人，岳父曾峻康终身为重庆长航职员（7 2岁卒于脑血栓病），岳母罗玉珍从事小学教育（7 5岁卒于肛管癌症）。澄玉老家在泸州，1 9 3 9年1 1月1 5日出生于北碚澄江镇。1960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我们只恋爱一年多即于6 2年8月在重庆大学内中心区的饶家院内举行了婚礼。多年的饥荒人们很久都未喜庆过了，借着两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另一对男方为军官，女方是动力系教师），人们开始嬉笑和礼尚往来，虽然由于食品限量，我们当时连请客人吃喜糖都不能做到，可是人们还是送来了摆满两张桌面的礼物；、（限于条件，大多是些红红绿绿的玻璃杯），还有几支管乐自动跑来吹奏助兴，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我俩用几个月没有吃而省下的肉票，在沙坪餐厅定了一席，以作答谢亲朋好友的“婚宴”，而在教舍简陋的11㎡的小屋内安了一个小家，当时能够向学校要到这样的房子还有赖于我个人的调干经历，还有更多要结婚的青年要不到房子。婚后她仍在涪陵南川等地教中学，分居十年后方调入重大数学系，在我的而立之年生下庆南(1964年6月1 7日)，尔后(1967年1 0月4日)又添李涛。升格为人父之后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在经济方面婚前虽工资较高却也分文不存，有子女后虽然支付养育费却还能略有存余；另一方面则反映在思想上，由于对当时大学不务正业和政治压迫感的厌倦，我曾多次思考，想随夫人到乡村去教中小学以平安的渡过此生罢了。可是当我确知在乡下许多政策执行得比大学更左，例如像我们这样的教师家庭子女，也得要填上爷爷的地主出身，这将意味着他们将来升学、就业等必将受到歧视而背一辈子的黑锅，于是我坚定的打消了下乡县的念头。那些年月出生的人真有些不幸，不只是物质条件的匮乏所带来的生长条件极差，父母和子女甚至三地分居，因“忙于”政治运动和上班，无论在养或育的哪一个方面，都只能说是个“业余”父母，只有孩子重病住院才能请假前往照料几天。涛女在南坪高大娘家经常出入在灶房火堆和猪圈之间，颇有些蓬头垢面，当我们父母去看望时，才给他现场洗手洗脸收拾一番。育儿方面当时我们既缺知识又没多少时间，甚至还牺牲了庆南小学一年级而在家带妹妹。倒是退休后在带两个孙儿时，我们才读了有关的书，通过实践才知道一些幼儿成长的规律和心理状况。看来人类在其不成熟之年谈婚恋，而又在缺少知识和经验的时候得子女，似乎这是上帝的安排，究竟怎样才能运作得好，未必不是将来人类应该继续探索解决的问题。
回想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太差劲了，我的头脑中长期有个未说出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这代人似乎完了，难有作为了，对下一代要求要严一点使他们有出息。这才出现了庆南9-10岁就上街挑煤（每次3 0斤），用食堂饭票错跑几次到外面商店买凉面和因与旁的小孩子打架而遭痛打等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对我自己放松要求而只作口头上的“严父”，这种不作细致认真交流，而简单生硬的“教育”，起码缺乏言传身教的感染力，恐怕更关键的是暴露出真正爱心的缺乏，没有把小孩视为平等的人格来对待，恐怕旧中国家庭文化都有这类弊病。我的父亲就更为严重，他每天个人买点肉和好菜只限于他个人享用，吃不完的也只留作下餐自用，我们众子女均不得食之。所幸我已看到了后辈比我们强，庆南在美那么紧张的节奏还搞点“FATHER DAY”，涛女从胎教开始还搞孩子的“童趣”和“成长录”，这不止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它更是爱心，和以平等人格与孩子交流的体现，更盼以后的人能做得更好。
在立业方面，我由水文改事教育，三年调整时期内政治运动干扰的减少，使我得以开个好头，1962年在广州共产党召开的知识分子的会议上，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讲话，其主要内容即后来大家所说的“脱帽加冕”即把原来中共八大上把知识分子划属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改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62-64年文化革命爆发前短短的几年内，老教师又重受尊重，当时我们新毕业的青年教师不仅分别当他们的助手，有的甚至还订所谓师徒合同，要把他们的东西学到手，对青年人上讲台开课要求十分的严格。由于我是同级留校中第一个开课的，系上对此搞得严格而隆重，在助教一年后先在全系教研室主任参加的讲台上试讲，而后又在教研室全体会上多次试讲，对我的表现，从衣着、头式、站姿、语言、板书、到教学内容乃至学术观点，都作了严格的推敲和评议。老教师们的发言主要是关心、鼓励和示教部分，但也有各言其是和挑剔之嫌，当时却也产生过被审和一无是处与难以适从之感、但毕竟对一个即将为人师表者而言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对我后来严肃认真的对待工作大有好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为我的立业所开的一个好头。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头而已，因为这一稳定的时期太短了，三年调整刚完，正当各项秩序渐趋正常，人民稍离饥饿之时，一场破坏力更大的政治风暴又将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