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出后的邓，一方面以四个坚持来稳定大局，另一方面则从“拨乱反正”入手推行他自己的路线。首先依法惩治了四人帮并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接着认真平反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的冤假错案，并为已土改多年而尚活着的地主富农摘去帽子，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路线而全国再也不搞政治运动，以上措施大大缓和了内部矛盾。思想上的拨乱是从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的，它不仅使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说过和做过的事都照办）而上台的华国锋（曾任党的主席和总理）相形见绌，更重要的是它解放了中国业已十分僵化了的思想，为推行他的实用主义路线扫清障碍。
邓的“反正”绝没有使中国重又回到过去的路线和政策上去，他只恢复了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一些机构和法规，相反，他以实践检验掉了毛时代的许多错误路线、政策和做法。大胆、迅速逐步、甚至不容争辩的推出了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做法，确实，当人们从缺吃少穿变到而今吃穿不完遍地商品的时候，谁又还会问人民公社是否红旗？那包产到户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呢？尽管现在小学都普遍上计算机，大学生住进了漂亮的学生公寓，许多人佩着手机和BP机等，而当年缺椅少凳、课本不足、街道脏乱、公交破烂等在今天的城市中痕迹都不多了，可它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科研选题
拨乱反正在高校进行得迅速而坚决，文化革命中控制学校领导权的军、工宣传队退出了，重又恢复了校、系、教研室的机构，停止了工农兵上管改大学。恢复了全国高校的统一招生；已停止多年的科教人员的职称评定重又开始，实行提职的外语考试制度；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表彰和奖励了科研人员；同时开始了与国外交换访问学者和互派留学生……，这些措施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创功立业的激情，周围的人都动起来了，我也跃跃欲试，但又如何着手呢？
多年政治运动的干扰使我业务生疏而知识老化、现在大环境变化了，从被动应付变为了想主动干点事业，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但却一时不知如何着手。正当我在选择和犹豫之时，有朋友约我参加冯元桢“生物工程”论文集的翻译工作（冯是国际生物力学学会主席，加州圣迭哥分校教授），全书40万字我承担了1/4的任务。在大学时代我学的是俄语，现在全凭二十多年以前我在阆中的英语基础来工作，加上生物和医学中的词意与工程学科中同一个字的词意完全不同，甚至还需配上英文和拉丁文字典配合查找（又要达到翻译出版水平），这对我来说难度极大，当时虽然日以继夜的辛苦，但我还是终于熬出来了。它对我个人有两个意义：一是改变了我闲散的生活状态，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后来的提职英语考试我就能应付自如了；二是我从译文和冯先生的经历中受到了启发，他原是搞流体动力机械的，他用流体力学中压力、流量、阻力、摩擦等工程参数去研究人体血液的流动问题，最后获得了生物力学方面的成功。我在想我是搞热力学的，要是热不平衡人不是就生病了吗？而著名数学家克劳修斯又曾预言过，生物在其死亡时，其热力学参数熵将达到最大值，即他把生物由生至死视作熵增的过程（热学第二定律又可表达为熵增原理）。我曾幻想仿冯之路去创生物热力学之路，后来也确实得知有这样一个学科分支。但反复度量我的基础和实验条件，我不得不否定这个念头。
继后又花了几个月时间，在翻阅杂志和文献中，对废物能的研究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后来发现本校已有人比我早起动了许多，而且合作的谈判又失败。我也放弃了这一条路。
终于，在1978年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而且适于发挥我个人才能的课题，即能源的有效利用——或从另一个角度称为节约能源。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终端用能过程，广及能源的生产、输运、转换、终端利用和回用（包括重用）的全过程，其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都正在发展，尤其它切合了社会节约能源的迫切需要。直接服务于企业的节能降耗，因而也直接关联到经济的增长。课题选择适当不仅使我越干越欢，尽情发挥。而且不久便打开了市场，课题和经费，成果和效益可说是源源不断，直到退休。